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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一个安全的香港,香港的实践也将回答一个重要问题

    202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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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地位来源于与内地的制度环境不同,整体上必须看到,香港在金融、市场制度等领域仍然领先于内地,香港相对于内地对外更为开放的环境使之成为外国资本进入更为庞大的中国市场的跳板,类似于一个缓冲带。这是香港可以背靠内地而继续繁荣的关键工具之所在,香港有利于资本的开放营商环境和背靠内地的优势令其不断吸引着外国资本和内地资本前来投资,作为进入中国市场或走向全球市场的准前哨站。而香港的有利的营商环境在于其现代化的理性组织、充分的信息自由,对于后者而言,这直接支持了香港成为金融中心,因为高度的信息自由是金融中心的必备品。确实,香港的命运与其信息自由、理性制度为表征的现代化制度高度联系,也与内地的经济发展高度联系,没有这两者,就根本没有繁荣的香港,这是香港的一体两面。


    一国两制就是香港一体两面的表达方式。我们回过头看到“一国两制”,事实上包含了二代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发展的战略眼光。一国两制成功地收回了主权,而主权与治权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则确保了香港更为弹性的制度环境,这些对于经济有着极大的帮助。从1997年到现在,香港制度整体与内地的命运联系更为紧密,而只要秩序稳定,这种成功仍然可以延续。很多内地的声音在讨论“一国一制”,而港台很多不明真相的或假装不明真相的“专家”则在不断污名化一国两制,其实他们都错误地理解了“一国两制”的主要意涵。内地不需要一个与内地完全一样的香港,香港的不同制度是完全可以在主权框架下维持下去,并且是让内地和香港都获得巨大利益的模式,所谓香港“内地化”、中央“破坏香港自治”纯粹是杞人忧天。内地的利益与香港的自由本质上其实是一致的,如果香港自己认清地位并能与内地配合,内地根本无意进行限制。

    这种链接构成了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本质之一,一国两制本身是精妙的设计,也是非常具有善意的制度设计,重点在于一种“可控的模糊”,让香港回归的同时扮演着一个略为游离于内地体系之外的制度飞地角色,以便内地改革开放之所需。但正如二代领导人明确说过的,香港不能成为反华的阵地,这才是控制的首要目标,也是控制内容的主要部分。这种“可控的模糊”也对于香港的执政长官有着较高的要求,需要真正的政治领导人而非一般循规蹈矩的公务员才能领导好这个复杂的体系,如果是后者,他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体系充满着模糊性,以公务员的逻辑是无法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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